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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枣粒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有很大的互补性此,汤因比曾认为,稳定与活力是人类安居乐业所不可缺少的要索而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恰恰分别蕴含了这两种东西。因此他满怀希冀地憧憬,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两极—中西文化的接触,很有可能会融汇出一种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又体现西方现代文化活力的、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文化模式或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使人类得以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不仅如此,汤因还坚信,能够实现这种综合与统一的将不会是任何西方力量,而只有可能是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有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悠久和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正在开辟和尝试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二者的缺点这样一条道路。当然,或许人们可以指责,汤因比对中国文化抱有过多的好感,因而也过于乐观。
但可以断言,中西文化的扬弃与综合,肯定会产生出一种兼有中西方文化优点和有益于人类进步的新的世界文化样态和生活方式。而这又是中华民族仅由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历史课题。为此,需要我们转换思维和观察的视角,摆脱自我中心的、自崇的和孤立主义的文化价值模式,并将儒家文化传统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去考察,以全球的视野去审视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类文化价值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传统文化内在的“真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进步的多样化原则和理路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是红枣粒的挑战更是机遇,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面前,如何成功地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换,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在我们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作出一种趋利避害的价值选择。
而这种选择,又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基点之上的。实践原则是中国文化进步中应该首先坚持的一个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文化建设的性格之一。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文化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同样实践本身也是判断传统文化中红枣粒精华和糟粕的主要价值标准,是构成和发展新文化的重要要素。离开了实践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态度都将变成纯粹的思辨问题,都将使文化的发展取向于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文化的保守主义。认识实践的主体,同样也是文化的主体,因此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