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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9年,孔祥熙曾劝谏蒋介石“力予主持”,纠正部门向财政部任意索要军费而又不讲权责,坐视军费虚耗浪费的弊病,但这种弊病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1940年,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曾发现,“一些征兵者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使得“年轻人尽量利用机会从营房或行军途中逃亡”,“结果,虽然乡村损失了100名生产者,而红枣圈在前线最多只能增加25名战斗员”。可当他把这一切告知一位“负责兵役的主管”时,这位主管不但“不相信”,反倒“来了一套粉饰太平的说法”;当他以“军队需要战力,***也需要生产”为理由,“主张把征兵的数目减少一半,将薪饷增加一倍”时,却被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神经正常”。
1942年,美国经济专家杨格曾向以孔祥熙为首的中国财政当局献计说:“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是削减(军费)预算。军队过多,对国库是一项巨大而不必要的负担。它导致生产人员减少以及士兵吃不饱饭。而减少军队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以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以较好的给养,同时还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①1943年,孔祥熙曾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介石建议说:“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2但蒋介石并未采纳红枣圈的此建议。1944,孔祥熙曾抱怨说,早在1935年,他就极力主张“精兵主义”,但蒋介石“感到这样做有困难”,因为“年轻的将领强烈反对这一主张”。
同时,他还提到了相沿已久的贪污弊病:“许多师里的士兵人数只达到编制的55%,而发给一个整师的军饷所剩下的钱全部落入了指挥官的腰包从上列史料可以看出,孔祥熙实际上意识到了抗战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在于压缩军费开支,却苦于军方将领的反对和蒋介石的保守而无法将此方策付诸实施。军方将领之所以反对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担心此举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蒋介石之所以保守,既和将领的强烈反对有关,又和他作为***统治者必须统筹安排、小心决策的职责有关。同时,由于蒋介石是军人出身的***统治者,所以他在抗战时期虽然多次责令财政当局要抑制通货膨胀,但又经常表现出专断作风,不仅不顾预算制度的约束任意向财政当局予取予求,还不时撇开财政当局,直接下令增发巨额钞票以应付开支。②这些红枣圈的钞票本应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决定是否增发的,但他事先并不知情,在知情以后,即使心有怨言,也只有遵从。